博雅小学堂
给孩子受益终生的人文底色
文 | 陈奇
专业的调整既不意味着某个学科的消亡，也不是对其学术价值与社会意义的否定，而是高等教育结构在时代大势下的一次转型。
本文转自公众号：新周刊
当你的大学专业，突然从招生简章里消失了，意味着什么？
近期，中国传媒大学一次性裁撤了16个本科专业，其中不乏摄影、翻译这类大家耳熟能详的专业。消息刚一公布，就立刻冲上了热搜。
网友纷纷感慨，原来有些专业，真的会“被时代裁掉”。曾经承载着无数学子梦想的专业名称，就这样从高校招生简章里消失了，难免令人唏嘘。
而事实上，高校专业的动态调整已经持续了很多年。据教育部公开数据，2020—2024年间，全国高校新增8510个专业的同时撤销5345个专业，2024年全国高校撤销专业点数量飙至1428个，创历史新高。中国传媒大学这次裁撤专业，其实也只是全国高校专业结构性调整的一个缩影。
中国传媒大学。（图/视觉中国）
如今，AI工具越来越普及，既能写文案、做设计，又能完成翻译工作、生成视频影像，还能快速处理海量数据，已经在逐步取代一些基础性的岗位工作。这一退一进的鲜明对比，也让大家陷入了更深的思考：AI真的能取代人吗？传统学科的出路在何方？
带着这些疑问，我们采访了三位就读于高校相关专业的学生、深耕该领域的老师，站在高校专业的“进退关口”，听听他们最真实的观察与思考。
01
站在专业被合并的边缘
阿遇去年从中传摄影专业毕业，就职于广东一家手机厂商，主要负责影像评测工作，协助优化手机的影像效果。
看到摄影专业被裁撤的消息，阿遇没有丝毫意外，毕业时他就知道专业要被合并进影视制作专业。“班主任在群里说，咱们专业软科排名双A+，但这是最后一年招生了。”阿遇坦言，即便在全国摄影本科领域稳居头部，中传摄影专业在校内始终处于边缘地带，远不如新闻、播音、文艺编导等王牌专业受重视，不仅影棚、暗房等设施多年没更新维护，资源调拨也远不及广告学院。
中传的摄影专业曾多次调整过。阿遇入学后听说，2015年之前，中传的摄影类专业包括电影电视剧、图片摄影、电视摄影、照明艺术、光环境设计等方向，这几个专业方向都是独立招生。到2016年，中传摄影将这几类专业合并为影视摄影与制作。2019年，摄影专业又改为独立招生。
阿遇刚上大学的时候组织班级读书会一起讨论摄影画册。（图/受访者供图）
作为设立于传媒类院校影视学科下的摄影系，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摄影系从2002年创立至今，面临过不少办学压力。抛开资金配置和人力资源方面的困难不谈，与其他院校设立在美术院系或新闻院系下的摄影专业相比，中传的摄影专业既缺乏前者严格的造型训练，也缺少后者明确的就业渠道。
后来，它结合自身特点，把教学重点放在对学生观察能力的培养、学术眼界的拓宽、思维方法的训练等方面，经过多年努力也摸索出了若干经验。
大学期间，阿遇参与过不少项目。他给时尚杂志拍过明星，也拍过电脑、电饭煲等产品广告，还拍摄过国家话剧院的戏剧定妆照。接项目一般按日薪结算，最低两三百元，最高的一次是1800元。不过，影视拍摄工作强度极大，要扛着设备奔波，再加上长期熬夜，阿遇和同学在做体检的时候都查出了转氨酶偏高的情况。
阿遇给中网做摄像的时候。（图/受访者供图）
尽管积累了不少经验，毕业后，阿遇还是发现大学期间的商业拍摄与现在的影像评测工作差别很大。他说：“广告、商业拍摄的核心是服务甲方，把片子拍好、拍美，兼顾个人艺术表达。而现在的工作是搭建工程与审美之间的桥梁，前端工程师不懂审美，评测岗位要站在用户角度，结合专业审美把控效果，把审美语言量化后传递给工程师。两者工作思路完全不同。”
对于AI带来的冲击，阿遇显得格外淡定。摄影专业早已开设AI课程，主攻Midjourney文生图，用AI生成叙事性图片。AI工具使用有门槛，核心在于提示词把控，需要大量学习、调试，才能精准实现画面效果。“非科班人士可以自学使用AI工具，但缺乏系统的光影、构图知识，很难判断画面优劣，写出专业的提示词。”
目前AI生成的影像在空间感、质感上还是有瑕疵，长视频镜头衔接也有破绽，和人类审美差距较大，阿遇不担心AI会取代自己的工作，认为AI最先淘汰的是病毒式广告（比如电梯广告）这类流水线生产的影像产品。
阿遇所在的班级，升学占比在三分之二，其余三分之一的人直接就业了。他考研考的是北电摄影系，差两分落榜，便放弃二战的想法，投身春招。他投递了两类岗位：一类是本行的视频广告公司、制作公司、数码自媒体；另一类是手机厂商，以及大疆、影石等影像相关企业。
考学的时候，阿遇拍摄作品集。（图/受访者供图）
虽然错过了秋招，不过还是有适配的岗位。只是有些小公司面试流程不太专业，“对方邀我面试竖屏短视频摄影师，但因为负责人在海外，拖了半个月，最后发来了拒信”。
阿遇的家乡是浙江的一座小城，他也曾考虑过回去发展，但当地的影像和传媒公司比较少。他还面试过省内的广电部门，对方除了问专业方面的问题外，还打探他的家庭背景、收入、婚恋情况，“言外之意就是这个工作最多维持温饱”，基本工资加上绩效、加班费，最忙时月薪也就8000多元，这个收入在杭州生活压力会比较大。
阿遇最后选择了现在的工作，一是因为对影像工程开发感兴趣，二是专业契合度高、上手快。入职至今他已经完成两个项目，单个项目开发周期4到5个月，采用成熟的IPD研发流程。虽然工作强度比较大，但好在规律，项目期内通常早上9点半上班，因为影像调优需要大量夜间拍摄、视频录制，所以常常忙到晚上10点以后。
大学期间，摄影带给阿遇最大的成就感是作品在大荧幕放映的那一刻，他发现被大众认可的感觉很珍贵；而工作后的成就感，则来自于线下看到消费者用自己参与调优的手机拍照、拍视频。
阿遇在布置自己的展览。（图/受访者供图）
在阿遇看来，好的摄影审美已经成为一种直觉，看多了各类艺术作品、影像内容，自然能判断照片的优劣。如果从工程角度拆解，会从自动曝光、色彩、清晰度等维度标定，内部也有对应的白皮书界定各种影调风格。但审美很难用一句话概括，个体差异大，也很难统一标准。
“AI无法取代具备系统审美和实操能力的专业摄影师，尤其是商业现场拍摄、文献纪实、影像产品开发等领域，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只会越来越大。”
02
黄金时代之后
深耕翻译教育十余年的崔老师，见证了翻译专业的发展全过程。他所在的学校每年都会统计毕业生的就业去向，整体来看，翻译专业的本科学生保研和考研率在50%以上，加上出国深造的学生，升学占比达到70%左右，只有30%的本科生直接就业。
据崔老师介绍，他所在的英语学院每年招收110多名翻译硕士，但一届毕业生里真正从事专职翻译工作的只有两到三个人，其余大多从事和语言相关的各类工作。近十多年的数据显示，70%的研究生进入企业工作，剩下20%～30%去往高校、中学、银行等单位。
看到中传裁撤翻译专业的消息，崔老师表示理解，院校调整专业设置一定是经过综合考量才做出的决策，尤其当一个专业并不是该校的强势专业时。
“翻译专业的黄金期，也就2006到2016年这十年。”崔老师回忆道。2006年，国内才正式设立翻译本科专业，此前只有外国语言文学、英语专业下的翻译方向；2007年，高校开始招收翻译硕士（MTI），最初获批的只有15所双一流、重点外国语院校，2008年第二批有25所，2010年第三批有117所。
到如今，全国开设翻译硕士专业的高校共371所。教育部的审批早期严格，后期门槛有所放宽。从2017年开始，部分院校仅需省教育厅、省级审核推荐、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批就能开设翻译专业，数量随之激增，埋下了不少隐患。
2020年，崔老师带领翻译专业硕士研究生们去相关业务公司进行参观交流。（图/受访者供图）
2016—2017年，崔老师做过全国翻译专业硕士培养高校的调研。当时全国共205所大学招收翻译硕士，他调研了195所院校，覆盖了全国95%以上招收翻译硕士的高校。
根据调研数据出版的全国翻译硕士教育与就业调查报告显示，很多高校翻译课程设置存在问题：首先是理论内容过多，实践环节严重不足；其次是教学内容陈旧，大多还停留在字词句基础翻译层面，和一线翻译实践脱节严重；再次是翻译专业扩张过快，办学数量激增，但培养质量没跟上。
根据中国翻译协会2025年发布的翻译行业调研报告，全国已有309所高校开设翻译本科专业。然而，部分院校的师资、教学资源、教材内容都跟不上市场要求，其结果就是“教学质量差，毕业生就业难，招不到学生，只能被迫撤专业”。
学科发展、专业变迁与时代变化息息相关，崔老师深以为然。当年由于受到“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观念影响，加上当时文科班极少，他选择了理工科，大学报考的是纺织机械专业。那是改革开放后的热门方向，当时纺织行业人才紧缺，纺织机械堪称“铁饭碗”专业。可等到他大学毕业，这个专业就逐渐没落，如今全国仅有少数院校保留纺织机械方向，纺织机械专业本身则消失了。
崔老师读机械专业硕士期间，国内还没有独立的翻译专业，懂外语、精通专业知识的人才稀缺。崔老师通过了大学英语六级后，想找实习提升能力、赚点钱，在《北京人才市场报》上看到了翻译公司的招聘信息，便前去应聘。
当时公司里都是名校硕士出身的专职翻译，他是唯一的实习生，领导和同事会手把手带教，翻译完的稿件会由部门经理逐字修改。公司配备内部互联网、Word等工具，术语统一存在Excel里，遇到专业术语问题，会和微软中国区团队协商制定翻译规则。
他当时主要翻译Office 97的帮助文件，不加班，午休两小时，实习薪资也很可观，“那还是1996年，每月能拿1500元，相当于当时北京普通职工薪资的好几倍。”
崔老师在翻译系教学研讨会上。（图/受访者供图）
求学期间，崔老师对计算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常去中关村学习，还在清华紫光等计算机公司实习过。当时编程主要靠C语言、C++，很多知识需要自学，没有互联网就泡图书馆查资料、请教老师。
后来，他又读了机械专业（计算机图像处理方向）的博士，用三年就完成了博士学业。到了多年后的今天，崔老师还是会梦到“毕不了业的场景”，也正因如此，他非常能理解当下学生的学业和就业压力。
博士毕业后，他先进入软件公司做程序员、软件测试工程师，后续又跳槽到专业翻译公司，在外资、私企都任职过，还自主创办过翻译和软件公司。之后进入高校从事翻译教学和研究工作，讲授翻译实践类课程，包括计算机辅助翻译、翻译创业管理、本地化翻译、AI+翻译等，到现在已有十余年。
从业几十载，崔老师见证了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在他看来，AI翻译工具的发展以2016年为关键分界点。
那年，谷歌神经机器翻译系统面世，翻译质量大幅提升；2022年后，ChatGPT等AI工具推出并普及，进一步冲击了翻译专业，很多学生甚至觉得自己苦学多年的翻译能力，还不如AI翻译精准。
在崔老师看来，AI带来的冲击是全方位的，不光是翻译专业，其他很多专业受影响的程度都很深。“比如AI本身就是计算机行业的人研发出来的，结果反倒颠覆了行业自身。”而对于AI能否取代90%市面翻译工作这个问题，据他判断，基础性翻译被技术取代是大势所趋，未来翻译行业的模式会逐渐转变为机器初译+人工精修，对翻译人员的能力要求更高了。
2025年，崔老师为翻译专业硕士研究生讲“AI翻译”课。（图/受访者供图）
AI带来的挑战，高校也在积极应对。很多高校已开设AI课程，开启AI查重，学生过度使用AI会被扣分、取消答辩资格，以此避免学生形成技术依赖，丧失独立思考能力。崔老师强调称，当下培养翻译人才，必须走复合型、跨学科路线。纯粹的文字翻译已能被AI替代，企业招聘更看重综合能力，只会外语、不懂专业技术、不会用AI的学生毫无竞争力。
他感慨道，虽然理工科长期吃香，但未来一定是文理结合的天下。人文素养能弥补理工科的思维短板，解决技术无法触及的三观、沟通等问题，复合型人才才是未来的核心竞争力。
03
春天在哪里
杨博士读社会学已经十多年了，从中部某211高校的社会工作本科开始，一直念到国内TOP2高校的社会学硕士、博士。去年博士后出站后，他进入一家校企任职，做教育方向的新闻与政策研究。
回想当初走上这条路，其实是误打误撞。那时中国刚加入WTO没几年，国际贸易、国际经济、国际金融等专业特别火，杨博士高考填报了中央财经大学的国际金融专业。往年这个专业在河南的录取分数并不高，但那一年央财的录取分数线一下子蹿得极高，甚至比中国政法大学和人大还要高出不少。
落榜后，杨博士本想复读，但班主任劝他先看看有没有补录机会。当时正好中部某211高校在河南补录，剩下的专业有俄语、汉语言文学、思政和社会工作。杨博士看名字以为社会工作就是为将来就业而开设的专业，稀里糊涂就直接报了。
入学之后，他才发现社工专业里一大半同学是从河南补录过来的。更让他印象深刻的是，“有个哥们觉得专业和学校环境跟自身预期差距较大，认为自己能去更好的地方，军训没结束就退学回去复读了。”
好在该校的社会工作和社会学两个专业在一起上课，通识培养，区分度不大。除了社会工作概论、社会学概论这些课程，还有一部分实践是和香港的某专业福利机构合作，去偏远的区县，给孤儿和留守儿童开暑期班，培养生活技能，上上生理课。杨博士记得很清楚，大一的时候老师在班上说：“你们赶上好时候了，社会学的春天要来了。”
杨博士就读的学院。（图/受访者供图）
但社会学的春天迟迟未来。毕业之后，班上真正从事社工工作的同学很少，大部分都转行了。杨博士之所以报考TOP2高校的社会学硕士，一是因为该校社会学的劳工社会学方向很有特色，有人文关怀和底层关怀；二是该系的宗旨是“面对中国社会的真问题，与西方社会学前沿理论开展有建设性的对话”，这种求真的氛围很吸引他。此外，即便考不上，他觉得也可以直接找工作。杨博士回忆道，“那时候找工作毫无压力，全国高校毕业生才几百万人，每年城镇新增就业一千多万人，完全能覆盖。”
也正是在杨博士读博临近毕业时，他渐渐感受到社会学逐渐偃旗息鼓了。“社会学这个专业其实比较难落地。除了纯理论研究，大部分是需要实证研究，要做田野调查的，这在面对某些社会问题时变得越来越难。”
相比起其他更广为人知的学科，社会学在国内高校的存在感并不强，虽然隶属于法学门类，但热度完全不及法学门类下的法学专业。社会学一级学科下，包括社会学、社会工作、人类学、女性学、老年学、家政学等专业，除了社会学和社会工作，后面几个更是冷中之冷。
作为人文社科里的“冷门学科”，社会学不温不火，国内开设社会学专业的高校约100所，不到开设法学本科专业院校的1/6。尽管没有经历轰轰烈烈的专业撤牌风波，但也在高校专业结构调整的浪潮中悄无声息地被边缘化，成为高校专业洗牌里的“隐形淘汰者”。近五年来，国内高校几乎无新增社会学本科专业，而包括中传在内的一些高校裁撤了社会学。
杨博士就读的学院内。（图/受访者供图）
博士毕业后，杨博士不想再做学术了，对申请课题也提不起兴趣。但高校老师没有课题很难待下去，所以他不再考虑高校教职。他当时曾考虑去互联网公司做用户研究专员，或者做销售，又觉得有点不值。他咨询了硕士毕业就进互联网大厂的同学，同学说顶头上司都是比他年轻的年轻人，还要从头学，“你一个博士很难待下去”。
那时杨博士经过一番评估后，觉得唯一的机遇是地产行业。当时碧桂园搞了个“未来领袖计划”，专门面向全球博士，来学校宣讲的都是哈佛、耶鲁、斯坦福的海归博士。国内知名房企X，当时也学碧桂园搞了个博士管培生项目，第一年招了40多个博士，不乏来自清北、浙大等C9高校的。据杨博士回忆，他那一批招聘的博士员工年薪统一为40万元，而碧桂园那时已经招了近1000个博士，年薪可能接近百万元。
杨博士进入地产公司X后在总部做管培生，在人力、营销、开发等部门轮岗，之后被派到青海参与商业综合体项目，天天在工地上管某部分工程进度，工作节奏基本上是“007”，一个项目做完，又下放到另一个项目。在他看来，原本这个就业思路没问题，但由于赶上了房地产行业不再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趋势，国家出台“房住不炒”政策调控，行业也迅速遇冷。
从地产公司离开后，杨博士想找其他工作，发现疫情期间工作确实不好找了。他面试了猿辅导、学而思等教培机构，发现面试官是剑桥回来的博士。后来，杨博士拿到了某头部教培机构的offer，结果还没入职，“一张A4纸下来，整个行业凉了”。他马上联系在高校里任教的师兄，说可能要失业了，想回去做个博士后过渡一下。
找工作的大学生。（图/欢乐颂）
刚做博士后时，收入断崖式下跌，杨博士一度不太适应，总觉得是不是职业选错了。后来慢慢调整过来，时间相对自由，再做一些其他项目，比如体育助教、兼职教练，有点额外收入。博士后一般是两年一个聘期，正常两年就走，因为迟迟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杨博士只能申请延期一年出站。
当时，杨博士一直在找工作，北京和外地的都找遍了。想进高校任教，不仅要有足够的学术论文成果，还要有国家级立项课题支撑，更看重师门师承资源。他辗转多地，最后才通过老师找到了现在这份校企的工作。杨博士自嘲道：“社会学嘛，啥都能干。”
他特意提到社会学经典著作《文凭社会》中的一个概念：文凭通货膨胀，当越来越多的人获得更高学历时，文凭的相对价值会下降，雇主为了筛选人才，只能不断提高学历门槛，进而迫使更多人继续读书，形成一个不断升级文凭的循环。在他看来，随着教育普及进程推进，文凭完成了从精英化到大众化再到全面普及化的三级跨越，学历的含金量逐步稀释也是必然趋势。
这种文凭价值的变化，与科技迭代、经济转型一道，共同影响着高等教育的结构布局。与之相应，专业的调整既不意味着某个学科的消亡，也不是对其学术价值与社会意义的否定，而是高等教育结构在时代大势下的一次转型。
学科的存在价值始终与社会需求紧密关联，其调整的本质是在新的社会语境中重新定位自身，像一颗具有生命力的种子在时代变迁中寻找更适合扎根与生长的土壤。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阿遇、崔老师、杨博士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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